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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期间“新常态”下的中国金融风险及其应对 中国华信  2016年07月20日 新澳门威尼斯人

经济“新常态”已成为中国经济计划和调控政策的基础和未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出发点。当前“新常态”已从一般语义上的新名词上升到中国经济发展里程碑式的阶段性转型标志。自2009年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两位首席投资官比尔·格罗斯和穆罕默德·埃利安提出“新常态”概念以来,国际社会对其给予高度认可。“十三五”期间为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经济发展全面进入“新常态”,各项改革任务进入“攻坚期”,随着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再加上经济下行压力逐渐明显,经济运行中风险的滋生、转移和积累,将使“十三五”期间经济平稳运行面临新的挑战。防范和化解“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社会风险,尤其是金融风险显得尤为重要。

 

一、“十三五”时期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内外部环境变化

(一)外部环境

一是全球增长“苦乐不均”,通胀增速放缓。

如表1所示,美国经济复苏超预期,但其他不少国家的经济表现尚不如预期。综合来看,“十三五”期间,世界经济继续保持低速增长的可能性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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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15.4)


发达经济体以及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总体通胀都有所下降,反映为油价下跌、其它大宗商品价格疲软,以及欧元区和日本等通胀已经低于目标水平的多个国家需求减弱(请见图1)。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15.4)

注:2015年和2016年为《世界经济展望》预测数据

图1 全球通货膨胀


二是世界生产组织方式正面临剧变,价值链中制造端竞争将更为激烈。

在全球价值链竞争时代,制造端将变得更加微利,而R&D和销售端环节将更为有利可图。“十三五”期间中国制造业怎样从世界价值链的低端达到高端,这对作为世界制造大国的中国将来的产业发展无疑是一个新的挑战。

三是中国制造业发展面临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和低成本国家工业化两重挤压,形势更加严峻。

四是世界投资和贸易的规则正发生新的变化,全球化进程面临新一轮挑战。


(二)国内环境

一是经济增速将放缓。伴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尤其是供给端受到强约束,房地产等长期需求达到峰值,中国经济正进入增速换档期,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1996年到2006年间中国GDP平均增速达9.4%,2007年中国经济增速高达14.2%,然后渐渐回落,2013年和2014年分别增长7.7%和7.4%(如图2所示)。2015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预计2015年将降至6.8%,2016年将进一步降至6.3%(如表1所示),过去在房地产、信贷以及投资方面的过度行为仍有待消除。“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将再难出现较高个位数增长。经济增长速度的持续趋缓有可能增加财政金融领域的风险,短期来说还会加强结构性就业压力。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15.4)

注:2015年和2016年为《世界经济展望》预测数据

图2  中国经济增长率(2007~2016年)


二是结构性调整势在必行。首先是产业结构调整;其次是企业形态结构调整。

三是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劳动人口数量将逐渐减少,劳动力成本方面的优势也会被逐渐削弱。一直以来,凭借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较低,中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主要优势,但随着21世纪初以来中国人口增长呈现出生率下降、死亡率平稳、增长率下降的态势(请见图3),中国人口数目和结构发生了显著改变。虽然在劳动力数量上,中国仍算总量大国,但是近几年来,中国劳动力总量增长速度显著变缓甚至呈现下降走势,人口老龄化程度逐渐加深,同时劳动力工资不断上涨。“十三五”期间,这种趋向还将延续,并且可能加剧。这将减弱中国在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低成本方面的优势地位,探索新的竞争优势对中国来说显得更为急切。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4)

图3 2000~2013年中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以及增长率变化情况


四是出口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较大拉动效应将不易再现,经济增长受需求制约更加明显。“十三五”期间,一方面,从长远来看,世界经济正处于低速增长时期;另一方面,因为近几年要素成本加速攀升,再加上人民币汇率升值,中国产品对外出口国际竞争能力逐渐变弱。面对这种情形,中国经济增长所需的外部需求动力将在较长期间内表现为较弱的状况,这也将导致中国经济增长在需求方面面临更大制约,更多需要依靠内部需求去拉动经济增长。

五是产能过剩情况凸显,保持中高增速还需依靠投资这一重要推手。

产能过剩是中国当前无法规避的突出问题:一方面,产能过剩的情形广泛反映在传统产业中,其中钢铁业、煤炭业、平板玻璃以及水泥等行业产能过剩问题尤为突出;另一方面,某些新兴产业产能同样面临严重过剩。当前,中国风电设备的产能利用率不足60%,光伏电池的产能过剩高达95%。需要注意的是,当下中国众多行业面临的产能过剩并不是短期才存在的,而是从整个工业化和城镇化历史进程来看长时期的产能过剩,即供给已触及或靠近峰值(具体请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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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刘世锦.:《寻找新的动力和平衡》,中信出版社2013版


二、“十三五”期间中国金融风险隐患


“十三五”期间,中国金融风险隐患最可能在以下环节凸显。

(一)人口结构风险

中国正面对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老龄化风险,按国际上对老龄化社会的定义(一国或一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数的7%),2003年中国已然进入老龄化国家行列,该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以1.32亿的总数占全部人口的比例已第一次大于10%;2010年,60岁及以上人口增至1.78亿,占比升至13.26%;2014年末,60岁及以上人口达2.12亿人,占比进一步升至15.5%,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也超过了10%。人口老龄化的持续将使中国劳动力短缺,未来养老金缺口持续扩大,财政压力继续加大。还将导致中国劳动力短缺、人口红利消失,不仅会直接降低潜在经济增长率,还会拉低储蓄率,影响经济活力和创新力,进而拉低中国的资本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另外,当前中国养老金投资不足,会侵蚀养老保险的持续运营能力,使养老金收支失衡现象更加严峻。

(二)产能过剩风险

近几年,中国部分行业供大于求矛盾突出。根据统计,在39个行业里就有半数以上行业的产能利用效率在75%以下。尤其是在钢铁、电解铝、平板玻璃以及水泥等高能耗、高排放行业,产能过剩情况更为严峻。学者高伟在2014年第三期《经济研究参考》中指出: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中国的产能利用率呈现出先波动上升再明显下降的过程(请见图4),1996年,产能利用率达到峰值。此后,中国的产能利用率一路走低。到2011年时,产能利用率只剩56%。这说明中国靠投资尤其是政府投资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早已埋下了产能过剩的种子。

资料来源: 《经济研究参考》,2014年第3 期,第27 ~28 页

图4  1990~2011年中国产能利用率变动曲线


产能过剩不仅是中国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也是金融风险的主要来源,对经济结构调整以及金融体系运转具有消极影响: 一是使社会投资效率降低,经济活力减弱。二是产能过剩领域的银行贷款已成为不良贷款的聚集地。三是增加企业风险,引起企业经营环境恶化、盈利水平降低、负债额度高企,产能过剩领域的企业可能产生的资金链断裂以及债务违约风险将给金融系统带来巨大危害。

(三)影子银行体系风险

当下中国影子银行规模庞大,链条逐渐延伸,渠道和工具日渐繁多,占社会融资规模的比例从5年前的22%增至当前的42%(2015年),其渠道包括委托国有企业借贷、银行承兑汇票、信托以及企业债等。影子银行体系的快速生长,从根本上来源于商业银行强大的监管套利动机。当前,监管机构主要凭借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对其进行管制,如果将信贷资产由表内转移到表外,就能够免于相应法规的约束。基于此,银信合作、银证合作、银基合作和银保合作等以同业业务以及通道业务为主的监管套利行为屡见不鲜。另外,地方融资平台凭借影子银行融资领域的急速扩张,财政金融风险的相关性逐渐变强。“十三五”期间,金融市场和金融监管的博弈还将持续,而在保险资管通道、券商资管通道等地方政府创新型融资渠道方面的监管调整可能引起个案违约,并可能进一步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四)房地产市场泡沫风险

从2014年至今,中国楼市出现深度调整,大中城市房地产价格由全线上调发展到广泛微跌态势,楼市告别两位数的高速增长期,正逐渐归于理性。

虽然目前中国楼市低迷还不会引起经济崩盘,但是一些关键房地产指标全线下滑,持续增长为负,主要城市楼市广泛处于价滞量缩状态,上述情况对中国经济金融的消极影响有必要引起足够重视,房地产下行已经变成中国经济金融的重要风险点。首先,房地产和中国经济相关度较高,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推动力,在国经济规模中比例达15%,并且直接与40多个行业相关联。若是房价不断下行,不仅会对上游产业链传导产生负面预期,还会给实体经济带来很大压力。其次,其对金融行业波及范围较大。当前主要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房贷和其他用房地产作抵押的贷款总额在各项贷款总数中占比37.2%,银行中用于抵押贷款的物品中有八成为房产,信托、保险、证券以及基金行业大部分资金同样向房地产行业流入。房地产市场连续下行将令银行业几乎40%的资产面临风险。一旦房地产市场问题集中涌现,金融风险将加快传递,进而或许会使整个金融业乃至中国经济面临灾难性的后果。最后,其对社会财富构成较大冲击。约六成社会大众的财富主要是房产,如果房价大幅下跌,必然会使社会大众家庭财富出现明显损失,不仅不利于社会稳定,而且会减少未来消费支出,从而对经济产生消极影响。总之,对于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下行风险,相关各方需要加以广泛关注和重点防范,以免房地产泡沫破裂对经济产生不良影响。

(五)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

当下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一是过度依赖融资平台。部分地方投融资平台与地方政府权责关系不明朗,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必须的规制不具备,债务信息也缺乏公开透明性。二是直接靠土地出让收入来归还地方债。这种“土地财政”格局难以长期维系,一旦楼市产生较大幅度变动,不仅会降低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还会使相关税费收入明显减少,从而出现地方债难以按期兑付的局面。三是严重依靠金融机构贷款。地方债的资金来源大部分是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和银行等金融体系风险直接关联水平较高,债务违约以及兑付困难最后都会形成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随着“影子银行”在地方债余额中占比大幅增加,地方债成分更为繁杂,且不便精确统计,从而造成管控效率降低。地方政府性债务使上述三方面风险密切相关,金融风险和财政风险互为因果、相互交织,如果其任何中一个环节产生故障,则多种风险交织在一起,极易引起连锁反应。数量庞大的债务不仅会导致地方政府陷入财政僵局,加大地方债务风险,还将不可避免地产生系统性乃至区域性的金融风险。

 

三、“十三五”期间化解中国金融风险的对策建议

总体而言,“十三五”期间中国金融风险将呈现以下特征:一是“新常态”下经济将面临转型压力。“新常态”是指中国经济增速适当放缓,正由高速增长迈入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产生新的变化,正由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为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面临深度调整,正由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经济发展动力转换,将由传统增长点转为新的增长点。二是以市场化为核心的金融改革倒逼。金融业在经济资源配置中处于核心地位,金融改革应继续推进,使金融制度与经济增长方式保持一致。当下中国金融制度难以有效适应“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要求。从宏观层面看,近年来中国金融业配置资源成本逐渐增加。三是“新常态”下经济要保持健康增长,就需要进行以市场化为核心的金融改革。


关于如何化解“新常态”下中国金融风险,笔者对此有以下五点政策建议:

(一)加快完善金融监管体系

化解金融风险,少不了金融监管部门的自身改革。在“新常态”下,金融监管部门应着重关注新金融业态的监管问题,尽快出台相关政策,填补民营金融和互联网金融的监管空白,重点防范新金融业态风险中的消费者信息安全和风险管控问题。因此,在新金融业态监管体系建设过程中,一方面各级政府应出台相关书面法规政策,对新金融业态日常交易行为进行约束和管制,依法治理诈骗、非法集资等违法行为;另一方面有必要尝试成立专门的新金融业态监管部门,凭借先进技术全程监管新金融业态服务的每一笔交易,提高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与此同时,新金融业态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应进一步完善化,业务流程也须规范化,与自身经营特征相符合,增强自身约束力。

健全的金融监管系统可以有效防范金融风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此提出了三项要求,即“落实金融监管改革措施和稳健标准,完善监管协调机制,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责和风险处置责任”。

在“新常态”下,为“落实金融监管改革措施和稳健标准”,转变金融监管方式已迫在眉睫,即将金融监管方式由机构监管转为功能监管。伴随着金融混业经营趋势日趋明显,金融机构业务交叉日渐繁多,之前的机构监管方式很难厘清法律关系和风险承担责任,已然不能适应新形势;相比较而言,功能监管就能够有效适应金融机构混业经营的新变化,还能应对金融监管基于互联网金融发展而面临的挑战。所以,推行功能监管将是金融监管改革的关键抓手。在“完善监管协调机制,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责和风险处置责任”方面,2013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得以创立;此后,国务院引发了《国务院关于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责和风险处置责任的意见》(国发〔2014〕30号)。这一系列措施有利于增强金融监管部门沟通以便形成监管合力,有利于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责和风险处置责任的明确,有利于化解金融风险,使金融进入健康发展的轨道。虽然这些措施的积极作用毋庸置疑,但若使监管协调机制有效运行、监管与风险处置明确,仍需相关各方进一步努力。   

(二)建立风险监测预警体系

一是完善重点行业的风险监测。对于当下中国金融风险隐患的新特征,应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重点领域和产能过剩行业以及企业互联互保等领域的风险进行监测预警;逐步增加对具有融资作用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和民间借贷的风险监测,完善P2P网贷、担保公司、小贷公司等非银行机构和民间融资、非法集资等风险的报告制度,拟定应急处理预案,为防范和化解特殊重点区域的民间借贷风险做好准备措施。

二是增强对影子银行系统以及相关金融创新业务的监管:增强宏观审慎管理,指导金融机构稳健经营,督促金融机构增强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能力,健全对金融创新和业务发展中潜在风险的监测预警机制;增强银行表外业务以及影子银行体系的监管,着重留意理财产品、同业业务、通道业务等复杂交错性金融创新业务的风险监测;摸索出对金融控股公司以及产融结合型集团的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对金融机构的分类标准进行细分,并统一监管对策,减少监管套利,填补监管空白;增强在混业经营以及新产品、新业务中的监管协作,摸索对金融产品的功能监管,严肃控制关联度强、复杂程度高的创新产品的市场准入,以防跨行业、跨市场的风险。

增强对影子银行的监管,尤其是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伴随着中国金融业的逐步发展,进一步过渡到功能性监管方式。关于资产证券化如何监管的问题,要依据监管能力、证券化成熟水平以及市场发展程度,来实施对应的、有效的监管。此外,有关部门还应增强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监测、预警以及分析评估,进行风险预警和风险补偿。在监测体系的设计方面,要收集数据,夯实监测工作基础,辅以数据分析,监控业务,更新数据,发挥预警作用。

(三)化解产能过剩风险

“十三五”期间的经济增长,必须稳妥解决过剩产能的化解问题。目前产能过剩广泛存在且呈现日渐严重趋势。无论是传统产业,还是战略性新兴产业,都难以摆脱产能过剩的重压。同时,伴随着经济增长逐渐趋缓,市场需求不断萎缩,过剩产能占比仍在上升。

宏观来看,产能过剩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特点,能够倒逼企业对自身产品以及产业进行结构升级,这也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源泉。“十三五”期间,解决产能过剩问题的首选方法是提振有效需求:在内需方面,需要积极推进区域性经济合作发展战略,如京津冀一体化,通过优化区域经济布局、加快区域经济发展,增加国内有效需求,减轻产能过剩现状;在外需方面,需要落实国家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把国内富余产能通过投资建设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释放出去,同时加快与沿线国家之间的贸易自由化,利用自贸区建设,建立对外经济开放新格局,在保障中国出口市场份额的基础上,促进出口快速增长。其次是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依托于技术进步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产业转型升级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对政府来说,可以通过鼓励新兴产业发展的方式对其加以科学引导,但需注意预防社会资金在新兴产业领域的低水平重复建设,以免产生新的产能过剩,煤化工产业产能在短短几年里就出现阶段性产能过剩问题就是典型;另外,政府的配套措施也应同步落实到位,如新能源产业下的风力发电以及太阳能发电的入网问题。产业转型升级还需妥善解决传统产业发展问题,有些传统产业面临国内生产成本上涨和国外竞争加剧的双重挤压而举步维艰,但这些传统产业对中国就业影响较大,受劳动技能限制,一定时期内这部分产业从业人员很难从传统产业转向新兴产业就业。针对这部分传统产业,政府应制定一系列财政与货币扶持政策,鼓励相关企业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等现代服务业,提高企业的自动化水平,降低物流成本,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增强国际市场竞争力。 

(四)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进行合理投资

随着房地产泡沫的兴起,中国实体经济受到一定程度的挤压与侵蚀,为使社会资金在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更好地配置,具体可采取以下措施:

首先,针对生产成本的快速增加,可以鼓励企业“走出去”,抓住市场机会,加大对国际市场原材料的投资力度,从而提升中国在大宗产品定价权方面的话语权,遏制进口原材料成本大幅上涨的趋势。其次,针对劳动成本的快速上涨,可以鼓励企业通过技术进步,减轻劳动力供应缺乏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同时,在抑制工资过快增长方面,通过调整政府支出结构、加大政府在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转移支付力度,同样可以减缓企业劳动成本的过快上涨幅度。再次,针对房地产泡沫化对实体经济的挤压与侵蚀,可以通过完善信贷制度、加强金融监管等措施,建立抑制社会资金流向泡沫化经济行业的信用管控措施,让社会资金较多地流向实体经济。

(五)控制地方融资平台增量债务,健全融资平台法人治理结构

对于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国务院已有相应文件发布,主要经由“开前堵后”的办法,以求在短时间里规范“地方债”问题。对于这种解决措施,总体思路可行,但若推行过快可能会产生两方面副作用:一是因为缺少市场融资手段,加上财政支出需求刚性,地方政府短时间里难以规避严峻的财政紧缩风险。二是直接经由“一刀切”的方法把承担大部分存量债务的融资平台公司剥离并推向市场,相当于是把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转移到这类融资平台之上,缺乏政府担保的融资平台公司或面临大量的债务违约风险,极易引起区域性金融风险。所以,规范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需要稳步推行,对地方融资平台公司的问题进行分类管理,并根据不同情况采用不同处理方法,稳妥解决债务偿还以及在建项目的后续融资难题,从而建立基础设施或者非盈利设施的投融资长效市场化机制,可采用混合所有制方式如PPP模式。

 

黄婧雯,广东省社会科学院财政金融研究所2014级硕士研究生,青年研究者。

任志宏,金融学博士,广东省社会科学院财政金融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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